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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絮语

假如我真的还有什么意志,总愿意就此消磨掉

 
 
 

日志

 
 

2008长篇阅读记忆  

2009-01-05 08:56:3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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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时光的界碑上回望2008时,谁也无法否认,这个被人们翘首盼望的年份,以一种雷霆万钧、挟裹一切的架势袭来,席卷、改造甚至颠覆了许多人的生活。从时代的意义上说,2008年的中国,我们应该记住的似乎是奥运,是地震,是金融危机,是食品安全。这一系列社会事件以不容分说的姿态占领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其意义与影响将在或长或短的时间段内更清晰地显影。狄更斯的被用滥了的“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似乎真切地道出了这一年的现实质地。

然而,较之于时代,2008年的文学生活却异常的冷静而沉着。作家们从喧嚣的时代生活中抽身出来,从经验深入到心灵,从心灵深入到精神,建筑着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全然关乎人的,是更为深刻的真实。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的,“真实的不是经验的事实、表面的日常生活的事实、生活秩序的事实、带着泥土味的人的事实;真实的是人的精神深度、人的精神命运、人和上帝的关系、人和魔鬼的关系;真实的是人因之而活着的思想。”2008年的长篇小说实践再一次证明了,重新发现人,在想象中展开人生而为人的诸种可能性,不断拓展生活的边界成为作家们的精神追求。由此,文学的核心精神得以被揭示和传承。

 

关键词之一:自由

如果将2008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归结为一个主题的话,那么,这个主题就是人和人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我的神》的出现,为2008年的长篇小说标示了一个精神高度,无可辩驳地成为2008年长篇小说最重要的收获。

我始终记得阅读《我是我的神》时候的真切感受。彼时彼刻,生活世界里的一切都黯然无光。仿佛有浩浩荡荡的风从小说构筑的世界里奔涌而出,让你不由自主地紧随它,贪婪地注视着小说人物的一言一行,体验他们波澜壮阔的命运。我曾经反思过自己为什么如此着迷于它,为什么会被这股情绪鼓荡着不能自已。答案可能在于,《我是我的神》考量了写作者的精神强度,也让我们重新领会了语言和梦想的金属质地。

邓一光在这部小说中,试图考察处于自由之中的人的命运,以及人类为了自由所付出实践之后面临的一系列困境。邓一光在小说中设置了两种自由:感性的自由和理性的自由。所谓感性的自由,是天生的,不需要被追问和质疑就自然而然存在的自由,它在父一代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乌力图古拉和萨努娅俨然天神一般的人物,他们是神比照自己创造出来的形象。他们果敢、强韧、坚信。在他们眼里,世界是浑然一体,真理以某种朴素而清晰的样子展开他自身。他们用朴素的理想和果敢的行动毫不留情地蔑视并且摧毁旧世界的压制,创造自己的黄金时代。“除了胜利,奴隶们什么也不要!”这是乌力图古拉的豪语,也是刻在他们命运之图上的符码。

相比之下,子一代就没那么幸运了。在他们生活的时代,战争年代的生活逻辑已然不能全面覆盖人的日常生活,生存的荒诞性无可避免地暴露出来。没有坚定不移的立场可供他们去遵循,除了出发,去寻找内心的自由,他们似乎别无选择。这种自由,必然是经过否定、挣扎、质疑、追问、求证的自由,是谓之理性的自由。对理性自由的寻找具体落实在了乌力天赫和乌力天扬兄弟身上。其中,乌力天赫承担了思考者的职能。而乌力天扬则辗转于我们身处的日常生活中。他甘心做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因为他要寻回他的相信,去做他所信之事。如果说,天赫象征着“思”的话,天扬则意味着“行”。邓一光正是在“思”与“行”中,在激情与思辨中,在宏大与日常中一再追问“自由”的含义。他敏锐地体察到自由之艰难,“人类的灵魂在经历着罪恶和苦难,它们不是天生的,而是来自人类向往的自由。自由同时指向天堂和地狱,它是一孔双眼泉,既是善之源,也是恶之源,人类的罪恶和苦难正产生于这里。”可是,即便如此,什么也不能阻挡我们追求自由的脚步,因为,我们都是热爱自由的生命。同时,他提醒我们,在寻找生命中的自由时,我们应该同时寻找到和生命的自由相适应的限制性力量。

如果一定要给这部浩浩荡荡、辽阔苍茫的小说寻找一个主题的话,我宁愿说,这是一部关于寻找自由的小说。它是小说里的人,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宿命,即使在小说结束的时候,他们还在寻找,而且在抵近或抵达。坦白说,他们在寻找自由的路途中所经历的一切,战争与和平、革命与动乱、灾荒与饥馑,甚至包括磨难本身,都让我羡慕得无可抑制。因为,正是经由此,一种强大的精神人格得以建立。邓一光在这一场艰难跋涉中完成了“我是我的神”的探索,因为,“所有人类最高的努力大都用在怎样和神接近,完成神意。”某种程度上,他也成就了他自己的神,这令我肃然起敬。  

 

关键词之二:自我

这一年,有一些异质性的小说开始浮出水面。我们面对这样一些小说时常常会手足无措,无法置评。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小说透露出来的陌生气息,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迫使我们面对自己的内心,那些隐秘的不为人所知的角落。吴玄的《陌生人》、赵本夫的《无土时代》、王朔的《和我们的女儿谈话》大概就属于这一类小说。

复述《陌生人》所讲述的故事,似乎是一件颇为“无聊”的事情,至少在其主人公何开来看来非常的“无聊”。故事从何开来大学毕业以后讲起。和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选择不一样,何开来选择回到校县城,“并不是想干什么,而是想什么都不干”。对于工作,他无甚追求;对待亲人,他漠不关心;哪怕是对待爱情,他也是疏离的。简单地说,不断逃离、不断后退构成了何开来的人生,也构成了小说的故事内核。“无聊”就是何开来的生存困境。显然,他并不是文学世界里的一个孤立无援的形象,大多数评论者,包括吴玄自己也相信,俄国莱蒙托夫的“多余人”形象系列、法国加缪的“局外人”形象,都是“陌生人”的精神俦侣。有论者为小说主人公何开来梳理出精神谱系。“何开来这种人物我们也许并不陌生:德国的‘烦恼者’维特、法国的‘局外人’阿尔道夫、默尔索、‘世纪儿’沃达夫、英国的‘漂泊者’哈洛尔德、‘孤傲的反叛者’康拉德、曼弗雷德、俄国的‘当代英雄’毕巧林、‘床上的废物’奥勃洛摩夫、日本的‘逃遁者’内海文三、中国现代的‘零余者’、美国的‘遁世少年’霍尔顿及其他‘落难英雄’等,他们都在何开来的家族谱系中。因此,‘多余人’或‘零余者’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当然,我们也都相信,“陌生人”是不同于“多余人”、“局外人”的。吴玄自己也在努力阐释“陌生人”的独特之处。“多余人是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人物,局外人是二十世纪存在主义的人物,陌生人是后现代人物,是对自我也感到陌生的那种人。何开来比多余人更多余,比局外人更局外,他对于他自己也是多余的,他是一座废墟,一座移动的废墟。”无论如何,在我看来,吴玄通过这一形象探索的是人与自我分离、隔绝的问题。这是我们自身的问题,也是时代加诸在我们身上的病症。完整的世界性图景已经破碎,完整的人也不复存在。这疏离带来的是孤独、是无法抵达的虚无,最终,吴玄只能让何开来厌倦了一切,踏上了对他而言依然是陌生的旅程。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像他一样把自身放逐在零度空间里,更多的人是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追寻着自我。在我看来,《无土时代》正是在想象中展开了这样一副图景。石陀就一直在寻找柴门,因为这个叫柴门的作者主要写乡村和旷野,作品里有深厚的大地情结。与此同时,方全林也在寻找天易,因为天易带走了大瓦屋家的魂魄——土地。石陀是谁?石陀是木城出版社的总编辑,他提出过一个政协提案,核心内容是“……拆除高楼,扒开水泥地,让人脚踏实地,让树木花草自由地生长…… ”他执着于在业余时间到马路上掏出小锤子用力砸开水泥地、露出自然的黑土。柴门是谁呢?“柴门完全是一个没头没脑不知来历不知籍贯不知年龄甚至不知男女的人”,他“像一位衣袂飘荡的智者,站在荒原的一处高山上,远远打量人间的浮华都会,目光里都是怜悯和无奈”。也许,石陀、柴门、天易是一个人精神深处分裂的多面。他分散在世界各处,神秘不知所踪。终其一生,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找到那个神游的自我。

因此,在这个意义,与其说《无土时代》讲述的是城里人对土地的追念与血脉相连,是现代性的问题,不如说,他讨论的也是分裂的自我如何完成对接、融合的问题。自我,永远是混沌的、黑暗的、有待开发的空间。自现代性以来,文学也一直在探寻自我的路上。 

 

关键词之三:爱

    “爱”似乎是文学的永恒主题,这其中原因很复杂,我猜,一部分是因为我们需要想象中的浪漫爱情作为现实中爱情生活的代入与补偿,更重要的是,爱是人类精神形象的组成部分,它让我们“向内看”,在两性关系中探索自我,肯定自我。2008年的长篇小说中,对爱的书写占据了女性文本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首先是严歌苓的《小姨多鹤》。 就像她大多数作品一样,《小姨多鹤》依然是在追踪一个女人的命运。惨烈的故事开端于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被战争所遗弃的人们从此开始了对他们命运的一次次突徙。终其一生,日本孤女多鹤都在这样的梦魇中挣扎。一个已经失掉一切的女人,尚未准备好如何应对生活的战争时 ,战争就已经将她一次次抛弃在全然陌生的环境里。四周都是茫然,是她不懂得也不愿意懂得的世俗人情,是她不触摸也不愿意触摸的历史空白。她就这样孤零零地生活着,在生与死之间,在爱与不爱之间。她也有自己的想法,那就是,通过她的子宫,生出自己的亲人来,在孩子的眉眼间,复活她强大的对祖辈的归系。她是如此强大,依凭这样的信念一点点在一个中国家庭里营造她的日本,她的代浪村;她又是如此软弱,只有在与张俭的情感纠缠中才能找到生活下去的动力。然而,我始终觉得,这部以多鹤命名的长篇小说,与其说是写多鹤,不如说是写小环,在这个三个人的家庭里更灵动的小环。到底是写一个异族女子,除了前面所说的情感上的多鹤让我们多了一份亲近之心以外,那个叫竹内多鹤的日本女子始终是让我们陌生的,我们只能从外面打量她 ,打量她爱清洁的脾性,打量她的礼貌与恭敬,打量她的沉默与寡言。相形之下,倒是小环更得我们的心。严歌苓写活了小环的语言,那东北女子畅快得劲的言语,正是在这如天花般缤纷绚丽的语言中,小环的形象一点点清晰起来。她有着强大的本能的爱的力量,依凭着这爱,她才可以一次次将内心扩大到让我们诧异的程度,去理解、包容这有着重重矛盾和困难的世界。

也许这就是严歌苓之所以打动我原因。在她的小说里,或者在小说背后的身影上,有着强大的爱的能力。现代人早就在市场交换法则里练出了理性经济人的一身好皮肉,对于爱与伤害之间的可能概率有最清醒的认识。于是,我们在安全的屋棚下满心羡慕地看者小环或者多鹤痛快淋漓地爱着。

同样具备强大的爱的能力的,还有生活在15世纪蒙古大漠上的洪高娃。她生活在时光深处,我们历史记忆的空白处。是的,我们谈论的是凌力的历史小说《北方佳人》。凌力以宏大的历史眼光和细致精微的历史细节重建了一个鲜活生动的历史现场,铺陈故事,辨析历史,考察“朱明亡元,元帝北奔”以后,这个昔日强盛的民族是如何诊疗自己的灵魂,又是如何在泥沼中求得自己的生存。这种问题意识,显示了一个优秀作家所必须具备的眼光。小说以两个女性——黄金家族的公主萨木儿和有草原第一美女之称的洪高娃为叙述中心,发掘湮没于时光中的民族史。令人难忘的是,小说写到洪高娃在经历了生活加诸给她的高低起伏,如蒙古草原上的大风以后,得悉她在心中最爱的奉为神祗的男人并未死去,而是苟活于人世的时候,真是飞来神笔。对于情爱信仰的崩塌足以毁灭一个人的生存信念。在情感的细腻描写显示出了小说的深度。

然而,并不是所有痛快淋漓爱着的女人都会在自我的不断丰富中走向人生的幸福,相反,我们之所以一再讨论爱的命题,恰恰是因为爱的努力往往化为乌有,爱的信仰往往遭遇背弃。这一年,阎真就在他的小说《因为女人》里写活了这样一个起初把爱当作人生的信仰的女性。这位叫做柳依依的女性跌跌撞撞地走在大学校园、走在大街上,停留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我们从她激越的挣扎和惨烈的幻灭中看到了女人对于生活的节节败退,看到了“爱”之不可能。阎真希望“真实地反映这个时代给了女性多么大的压力”,因为,“把爱情作为女人生命的核心价值,是多么难以实现的,现在的社会是相当欲望化的,挤压了情感空间,这对女性是一种极大的打击,也是她们面临的新的历史性挑战。” 虽然,小说近乎琐碎的细致叙事使整个故事显得拖沓,然而它过于真实的光芒不得不让人读罢掩卷沉思。

关键词之四:目光

我们迫切需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我们也想知道在他人眼里我们是什么样子。这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文学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因此,我格外赞赏毕飞宇的努力,他勇敢地穿过我们习焉不察的生活,将黑暗中的光明指给我们看。我敢断定,《推拿》和《我是我的神》一起,构成了2008乃至近些年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

《推拿》是关于“他人”的故事。当然,你们肯定已经知道或者猜到,这“他人”是盲人。相对于“正常人”,盲人有自身的限制性。因为看不见,他们的生存就格外用力,也格外艰难。“健全人永远也不知道盲人的心脏会具有怎样彪悍的马力。”可是,小说展现给我们的,恰恰是盲人明亮的目光。正是因为看不见,他们小心翼翼地求证生活,调动自己的全身力量迎战生活。在健全人容易忽略的地方,他们周到得多;在健全人看不见的地方,他们眼明心亮。毕飞宇用温暖的目光注视着这个常常为人们忽视的世界。理解他人,不仅是一个小说家的天职,更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他沉迷于各种各样细微的体验,用足够的耐心去挖掘人的内在丰富性,去揭示隐藏在人物内部的光。

如果小说止步于此,它依然是一部优秀的小说。毕飞宇的叙述拓展了我的视野,使我得以进入那些“遥远”人群的心灵世界。我意识到盲人兄弟姐妹们也生活在我的疆界之内,参与着“我”的构成。但是,毕飞宇将他的思考又推进了一层。还记得我读到小说结尾时悚然而惊的感觉。小说是这样写的,“护士突然就明白过来了,她看到了一样东西。是目光。是最普通、最广泛、最日常的目光。一明白过来护士的身体就是一怔。她的魂被慑了一下,被什么东西洞穿了,差一点就出了窍。”这令我意识到,毕飞宇想说的,其实是目光,这“最普通、最广泛、最日常”的目光。他让我们看到了层层叠叠的目光,恍若镜子,在互相投射中暴露我们的幻觉和疑难,看到了我们难以聚焦、难以安定的精神境遇。还是他自己说得好。“目光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积极一点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目光的作用是功过相当的。有时候,目光是我们的桥梁;有时候,目光是我们的阻隔。”在我看来,《推拿》是在写盲人的看不见与看得见,也是在写人类的看得见与看不见。  

 

关键词之五:知识

仓促而行的时代像一个万花筒,不停歇地给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知识和信息。我们知道的越来越多,可是,我们可以理解的越来越少。知识对于世道人心究竟有多少助益,精神人格又是否会随着认识的拓宽而增强呢?这一年,作家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同时也把笔触对准了大学教授这一群体,希望能在他们身上发现精神的强光。

阎连科的《风雅颂》和 邱华栋的《教授》无疑是将象牙塔内的知识分子被遮蔽的生活撕开一个口子,将他们与这个时代连接的纷繁琐屑的生活呈现给我们,也将他们的软弱和虚无逼近了我们。我们都是如此崇拜知识的魔力呵。《风雅颂》有这样一个细节。知名学府里的老师杨科回到家乡后,孩子的父母接踵而至,纷纷要求他摸一摸孩子的头,理由是,这么大的教授摸了孩子的头,孩子一定会聪明。这个极富意味的细节,生动地描摹出古老中国对知识的渴慕之情。无独有偶,《教授》里也有一个类似的情节,在南澳市,“我”亲眼目睹了经济学教授赵亮的一场演讲。这场演讲是收费的,每个听众要交纳5000元的听课费。他演讲的题目是“股市如何冲上一万点。”小说这样写到,“他与其说是一个经济学家,不如说,他更像一个现代社会的巫师,一个传道的牧师,一个要带给大家信心和意义的,以经济和发财为宗教的现代大宗师。”这是现代社会的知识—权力和知识—财富逻辑。可是,我们的疑问是,单凭知识,能支撑起强健的人格吗?

《风雅颂》似乎讲了一个颇为荒诞的故事。一位研究《诗经》的副教授,多年评不上教授,又遭到妻子的背叛,被送进精神病院,出逃后回到家乡,与妓女们厮混,最后退守到“诗经古城”过世外桃源的生活。这样一位以《诗经》研究为业的知识分子,对于《诗经》的理解却远远不能成为他的精神家园。在现实社会里,他一再溃逃,内心的荒凉可见一斑。《教授》则提供了关于“教授”的另外一副图景。较之于杨科,较之于研究古典文学的“我”,经济学教授赵亮很容易就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他混迹于名利场中,充当了政客——商人这一利益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财富与名望滚滚而来,知识分子的道德担当却不断被削弱。作者有意选择了“我”来承担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情怀,只可惜,这个“我”也是游移的,面目模糊的,无力作为的。超越于生活之上的人的希望只能再一次被悬置。     与这些小说中的人物相遇时,我总是无比伤怀,他们时时在提醒我这是一个多么喧嚣和浅薄的时代,人的价值与尊严在与社会的较量中无不落荒而逃。然而,我们也看到了作家们在展现这一切的同时,也在召唤幸福、正义、爱、希望、生命等一切神圣价值的努力。也许就技艺角度而言,这些小说还不是那么成熟和精致,可是,因为有了作家的努力在,他们的创造也值得我们尊重。

 

很多时候,我都会问自己,在各种媒体带来更丰富更直接体验的今天,我为什么还会将兴趣集中在“小说”这一件“小事”之上呢。或许,文学的魅性就在于,它是对广阔现实和宏大历史的深思,是对驳杂的碎片化的个人经验的整理;它是对盛大景观的发现,是对深微人性的砥砺。而这一切话语终将落实到“意义”问题:构成“我们”的精神特质是什么?这种特质又在何种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走向?

——回答是如此困难,却又让人欲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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