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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絮语

假如我真的还有什么意志,总愿意就此消磨掉

 
 
 

日志

 
 

从人心到人心:《中国作家》刊评  

2009-01-14 08:57:0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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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中国作家》出刊的时候,日历已经翻到了腊月,正是隆冬时节。树田和吉利也在他们的“隆冬”里东奔西突。如何度过年关成为这段日子里他们所要面临的重大问题。

树田的窘迫是在和庆立的对比中逐渐扩大的。在庆立衣锦归乡的映照下,树田的这个年越来越“暗淡无光”。现实困难是,没有钱,别说年节不和美,日子都没法过下去。这是小说的引子,也是横亘在许多人面前的生活难题。改变这一处境的“捷径”也有,譬如,去杀一个人。现在的问题变成了,为多少钱杀人才值当。树田处心积虑想计算出,一指厚的百元钞到底有多少钱。这大概是整篇小说饶有趣味的部分。结尾的逆转是可以猜到的,仇富和对财产的占有推着树田杀了庆立。“当又一个隆冬到来,一切复归平静,无声无迹。”

我以为,尤凤伟的《隆冬》更像是一个隐喻,它说的是人心的寒冷。它想探讨的是,一个本无恶念、像大部分人那样在生活中挣扎的人,是如何在人生的路口拐了个弯,将自己的生命磨成薄而锋利的刀片,剔除了良善的可能。这寒冷还在于,这薄而坚硬的人心被茫茫大雪所掩盖,只留下一堆燃尽的纸灰。《隆冬》读后,让人生出一身的寒意。

同样是临近春节,同样是乡村窘迫不堪的日子,吉利仿佛就过出了不同的滋味。他在难耐的饥饿中认真筹划着请全世界的人吃顿饭的事情。这认真,显出几分可笑,更显出几分悲哀来。坦白说,我着实喜欢罗伟章笔下这个叫吉利的懒汉,尽管他衣不蔽体,食不饱肚,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光莫过于烧一个红薯吃。但是,他活得骄傲,因为他觉得生活是“要讲点意思的”,他懂得沉浸在节日里生出的让人怀想的意味中,他愿意体味粮食沉甸甸的、温暖的质感。由于这些品质,吉利与孙惠芬小说《吉宽的马车》里的吉宽,有一股隐秘的精神联系,构成了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同一类人物形象。不过,当城市和乡村两种力量在吉宽内心深处交战的时候,吉利正在认真思忖,是不是应该把庄稼地侍弄地像样些,使村子更像一个村子。这使得他筹划的“那件大事”没那么可笑了,被包容在他丰富、敏感和无限广阔的内心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看重这两篇小说——罗伟章的《吉利的愿望》和尤凤伟的《隆冬》,它们代表了这一期《中国作家》小说的两个维度的走向——对人心善的发现、肯定与恶的拷问、质疑。这是小说的质地,更是人的质地。生活总是以各种各样疑难的形式,纠缠、考验我们的内心。我们究竟被改变了多少,又坚守了多少,一直以来是文学关心的问题。这些疑难,在本期的《中国作家》里,都有丰富而生动的呈现。

刘庆邦的《一块白云》是这期最好的短篇小说,纯净明亮,晶莹剔透。我被那只像白云的白羊迷住了,更被羊羔般纯善的两个小姑娘——春连和新清迷住了。小说的几个小标题连起来,几乎就构成了这个并不复杂的小说,但那些闪闪发光的细节,像呼吸般遍布整个小说。春连和新清身上有人性的许多美好,对友情的珍惜,对生活基本原则的护守——基本的往往也是艰难的,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如此种种。小说最后,“时间能化掉石头,何况是一只羊”简直是神来之笔,惊奇的不仅是新清,也是我们这些被许多不那么美好的经验桎梏了的读者。这个短篇,像冬日里的暖阳,驱散了生命里的寒意,这么说,似乎有些矫情,但我一直认为这是文学重要的功能之一。

林那北对人心的探寻大概是要从“锦衣玉食”说起,事实上,这篇名为《沙漠的秘密》的小说起初就叫做《锦衣玉食》。母亲和女儿的战争在小说里本不罕见,从祖师奶奶那里就衍生出许多变种,怀疑丈夫有了婚外恋更是如今小说惯用的壳,偏生林那北能将这个不无熟套的故事讲的一波三折、风生水起,我猜,这得益于林那北找到了最适合她的讲故事的语调。她把柳静的一颗心掰开来,揉碎了给我们看,也让我们的一颗心禁不住跟着柳静一层层剥洋葱似的发现生活的真相。生活的真相是,母女在根子上是一类人,对“清洁”有天生的不容怀疑的执念。“不可理喻”,林那北一直在念叨这个词。是不可理喻,生活本来就垃圾丛生就荒草遍野,想在这杂乱无章中坚守点“清洁”的东西,哪怕这“清洁”是以背叛为代价,对普通人而言的确是件不可理喻的事情,可林那北就让柳静和她的女儿锦衣“轻率”地就做到了。或许,这就是小说家林那北的意念,生活,应该这样,而不应该那样。念及此,我愿意将它视为这一期出色的中篇小说。

鲁敏也在让她的主人公——一位叫宋琛的“珍宝姑娘”坚守“清洁”。这位珍宝姑娘的职业是琵琶手,在民乐渐渐散发出一股暮夕之气的今天,仍然拒绝“伴宴”,这就成了个问题。小说就围绕她为什么不伴宴,最终为什么又应允展开故事,从仲熙眼里看到的宋琛,神秘、自尊、高洁、美好。当然,最终的谜底从来都是无关紧要的,不过是为了说明宋琛的心性又垫了块砖。这是篇精致、精确的小说,但鲁敏太过用力了,她太急于让我们了解这位“珍宝姑娘”是如何“珍宝”,甚至不惜让仲熙好几次如此议论感慨,听上去是小说人物在说话,但更像是作者急不可耐地说,看呀,看呀,她是多么好,多么好。在小说“意义”的领域,模糊,有的时候兴许比精确更好?不过,这或许是我的偏见。

由此看来,处理人心的命题无疑是困难的。任何未经考验的“善”都是存疑的,现时的“善”在某种情况下也可能达致彼时的“恶”。这是一些复杂的命题,复杂到,我们的作家必须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才可能描述出一幅关于人心的图景。为了理解这种努力,我们不妨来到老顾家,跟随滕肖澜考察一番菩萨在他家辗转的经历。老顾本是一个不敬菩萨的人,这敬和不敬无关乎信仰,不过是老顾显出自己觉悟和尊严的证明,只是,这不敬在变幻莫测的生活面前渐渐失去了坚持的勇气,从不敬到敬,老顾觉得生活更充实、可爱了。有信仰,这没什么不好,哪怕是把泥制的菩萨作为信仰依托的对象,对于芸芸众生里那些软弱的肉体,只要这“信”是推着容易堕落下滑的肉体往“善”上走,这都是在我们理解同情的界限内吧。但是,一旦这“信”变成了功利的趋利避害,变成了疑虑满腹,变成了在“信”的名义下戕害他人乃至自己的亲人,这“信”也就不成其为“信”,而是“心魔”一种了。

这是滕肖澜的中篇小说《心魔》。我认为她描绘了一条人心发展变化的轨迹——从“信”到“恶”,但我更相信,她想说的是我们的软弱,以及这软弱下深深的无奈。

阿袁是一位以描绘女性心理,特别是女性在感情关系中的细微心理见长的作者。《汤梨的革命》依然延续了她关心的情感命题。小说里的女人们一个个光鲜亮丽,在情感的战场上无不用尽心力。女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仿佛是一场永恒的战争,这大抵就是阿袁对情感关系的认识,无论是在《俞丽的江山》、《老孟的暮春》,还是在《汤梨的革命》里,你死我活,两败俱伤似乎是战争惯常的结局。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切被刻画得越细微,越真实、也越让人觉得可怖。

陈雁的《姑娘窝》是这一期小说的异类。姑娘小伙天真无邪的情态在颇具地方风情的讲述中摇曳多姿。孙春平的《娘家人》有扎实丰富的材料,“我奶奶”一辈子对亲情的眷念也让人心有所感。然而,如何在叙述上更具魅性,是小说家一辈子的功课。这一期的《中国作家》开辟的“评论”栏目,刊登的是《双重叠影·深层象征》。陈思和先生通过对《小鲍庄》进行文本分析,认为小说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现实的淮北农村救灾的故事与一个有关人类命运史的《圣经》故事,存在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形而上的非现实世界,从而指出“双重叠影、深层象征”是王安忆艺术思维的特点。此外,这一期的诗歌和散文,都围绕庆祝建国六十周年这一主题而展开,具有自身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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